談激勵理論於 NBA 球員薪資上之應用 @ 魔球理論＆滄浪詩話 ── 特級大師的部落格

談激勵理論於 NBA 球員薪資上之應用

綜觀國內中小學、高中職和大專院校的校園，籃球場乃極度常見之設施，堪稱體育課程與課餘運動不可或缺的一環，也帶給莘莘學子許多難以忘懷的回憶。

雖然多數學生並非朝籃球領域發展，但臺灣其實擁有 P. League+, T1 League, SBL 三個男子職業籃球聯盟、多達十六支球隊。然而，考量到前兩者仍處於初創時期、後者亦成立未滿二十年，且許多球隊仍未薪資透明化、聯盟的薪資結構與相關規章制度也不完整，詳盡分析探討之意義不大。

反之，若想要分析籃球員之合約，被公認為籃球領域的最高殿堂的美國國家籃球協會(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 乃合適之選擇。

NBA 屬北美四大職業體育聯賽之一，為籃球領域最具競爭力的聯盟；試圖躋身並效力於此絕對是所有頂尖籃球員一生的夢想。不僅如此，比 NBA 次一級的主流聯盟也為數眾多，像是歐洲籃球聯賽(EL), 西班牙籃球甲級聯賽(Liga ACB), VTB 聯賽(VTB United League), 土耳其籃球聯賽(Basketbol Süper Ligi, BSL) 等我們耳熟能詳且頗具名聲的聯賽系統。這些次級聯盟的存在其實在某些層面也奠定了 NBA 球員薪資之合理性，因為若 NBA 之薪資結構過度不合理則其龍頭地位必然會被其他職業聯賽取而代之。

NBA 從 40 年代草創時期、50 年代首度被電視台轉播、60年代與American Basketball Association(ABA) 迎來競爭、70 年代成功兼併接收 ABA 後逐漸壯大，80 年代總裁 David Stern 上任後的各項政策以及 Michael Jordan 的崛起將 NBA 緩緩推至世界舞台、90 年代由 NBA 球星組成的夢幻隊(Dream Team) 在奧運大殺四方使 NBA 的知名度水漲船高，到了本世紀更陸續出現非美籍的 MVP 與得分王，其國際化與全球化可見一斑。

雖然經歷過不只一次的勞資談判分歧與封館危機，但 NBA 已經有非常完整的規則、制度與運作模式，不僅擁有多達三十支球隊，更有附屬的發展聯盟(NBA G League)。舉在無疫情影響之下的賽制規劃為例，由每年十月舉辦的數場季前賽(熱身賽, Preseason) 吹響賽季之號角、隨後便是每隊出賽82場的例行賽(Regular Season)緊湊賽程，其中在隔年二月例行賽會暫停一週舉辦全明星賽(All-Star Game)。在例行賽結束之後，戰績優異的球隊將直接晉級季後賽(Playoffs)、戰績位於中段的球隊則需參與附加賽(Play-in Tournament)以爭取季後賽資格、戰績較差以及附加賽被淘汰之球隊則提前進入休賽季。晉級季後賽的十六支隊伍依分區與戰績決定對戰球隊，進行七戰四勝制的單淘汰系列賽，經過首輪、次輪、分區決賽(Conference Finals)、總決賽(NBA Finals)決定該賽季之冠軍球隊後告一段落。

盱衡上述，考量到其體系之完備性，NBA 球員之薪資合約應有其分析價值。

球員所獲得的合約主要取決於其個人數據和場上表現；然而，籃球並非個人運動，其主要目標為帶領球隊贏球而非取得華麗之個人數據。因此，如何在團隊戰績與個人表現間取得平衡絕對是一門大哉問，而我也觀察到了「激勵理論」於 NBA 球員合約中之應用。

在球員合約部分，NBA 除了有限制各支球隊所能簽下的球員數量之外，由於球員薪資有高低之分，為了讓各支球隊能有較公平的競爭避免資金雄厚的大城市球隊以高薪招攬球員讓各隊戰力失衡，聯盟同時也設立了薪資上限(NBA Salary Cap)。與北美四大職業體育聯賽的其他三者不同，NBA 是採用軟性薪資上限(soft salary cap)，亦即有許多特殊條約能使球隊的球員總薪資超過薪資上限(如：中產特例 Mid-Level Exception, 新秀特例 Rookie Exception, 底薪特例 Minimum Exception, 柏德條款 Larry Bird Exception, etc.)，同時又設立累進稅率制(progressive tax)的奢侈稅(luxury tax)來抑制上述特殊條約被過度使用。薪資上限、奢侈稅線(tax threshold)等數值由上賽季之籃球相關收入 (Basketball Relative Income) 決定，由於 NBA 多呈現正收益，通常每年的薪資上限都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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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的合約(Uniform Player Contract)由球員工會代表與 NBA 官方共同簽訂，稱為集體談判協議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CBA)，主要可以分成標準合約(Standard NBA Contract) 和雙向合約(Two-Way Contract)，每支球隊至多能擁有十五位標準合約球員以及兩位雙向合約球員。

後者算是讓球隊的陣容能有較大的彈性並給予在 NBA 邊緣的浪人證明自己的機會，薪資僅有標準合約最低薪的一半，且為非保障合約。若雙向合約的球員表現良好，球隊有權在該球員合約結束成為自由球員之前將其轉換合約，改簽剩餘賽季合約(Rest-of-Season Contract)甚至是複數年合約，俗稱「轉正」。雙向合約球員表現優異便可能為自己掙得保障合約的獎勵以及繼續在 NBA 征戰的機會，其實可以視為一種激勵理論的應用；然而這樣的應用卻建立在高度的不確定性上，缺乏明確的標準。

前者的合約性質則十分多元，從底薪合約、新秀合約、複數年合約到頂薪合約都有；以 2021~22 賽季為例，最低的底薪合約為 925,258 美金、最高的頂薪合約則高達 45,780,966 美金、球員平均薪資約為 850 萬美金、中位數則約為 435 萬美金。

而關於激勵理論於 NBA 球員合約之應用，主要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在 70~90 年代較常見的學業獎金(academic achievement benchmarks)，鼓勵球員讀完大學學業以獲得獎金，目的是要提升球員的素質與退役後的生活品質，著名的受益者有 Julius Erving 與 Moses Malone；第二類則是身體條件獎金(physical condition benchmarks)，通常只會出現於體重控制不佳的球員合約中，如 Boris Diaw 在 2014年休賽季與 San Antonio Spurs 簽下一紙合約中，若在球隊指定的三個時間點體重皆維持在254磅以下，便可獲得總計50萬美金的激勵獎金；第三類則是最常見的場上表現激勵獎金(performance bonus)，可細分成個人數據(場均得分、籃板、命中率、進攻效率…)與團隊戰績(晉級季後賽、獲得總冠軍…)，達標便能獲得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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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我想舉一例令我印象深刻的案例，那便是 2018 年休賽季由當時任職於 Houston Rockets 的天才總管 Daryl Morey 操刀、與隊上中鋒 Clint Capela 簽下的五年合約。該五年合約為一紙遞增合約，保障薪資分別為 $13,793,103, $14,896,552, $16,000,000, $17,103,448, $18,206,897，合計八千萬美金整。此外，還有每年200萬、合計1000萬美金的激勵獎金；若球隊在季後賽打進分區決賽(Conference Finals) 可獲得100萬美金、若例行賽防守籃板率(defensive rebound rate)達到 30%可獲得50萬美金、若例行賽罰球命中率達到65% 可獲得50萬美金。

比起無薪資上限的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 MLB) 能給予球員極高的激勵獎金，於綜合格鬥領域執牛耳之位的終極格鬥冠軍賽(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 主要合約都包含獲勝者薪資翻倍的條款、Pay-Per-View 抽成甚至還會受到選手本身吸引票房的能力而有倍數差距；NBA 的激勵獎金顯得保守與人性許多。

然而，正因為如此，究竟如何讓「激勵理論」於 NBA 合約中發揮最大效益，使球隊薪資總額不會過高、球員本身也能兼顧個人表現與團隊勝負，絕對值得更多探討與分析。